明朝初年，正阳门外开始建廊房，出现各类商业活动。清代开始，这一带商业发展，形成规模和特色，出现同仁堂、马聚源、瑞蚨祥、内联升、老凤祥、天蕙斋鼻烟铺、聚庆斋、厚德福、六必居、张一元、步瀛斋等众多百年老字号。老字号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独特经营理念，成为一种“品牌”。过去，老北京人就有“头戴马聚源，脚蹬内联升，身穿八大祥”之说，这就是老字号的魅力。

大栅栏街的繁华带动了周边廊房头条、二条和三条，珠宝市街、粮食店街、观音寺街及西河沿街的金银首饰店、旅馆等行业。廊房二条、三条则云集珠宝玉器店，廊房二条被称为“玉器街”。

1919年，据京师总商会统计，大栅栏地区共有31个行业4495家店铺。旧时曾有“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

由于大栅栏地区商贸繁荣，也使这一地区成为当时资金的集散地，清代珠宝市街集中了铸造宝银的26家官炉房。当时从全国交来的税银，都要在此重新融铸后才能运到户部国库。珠宝市街的钱市胡同，是旧京银、钱交易场所，这里每天的比价操纵全城钱业行情。施家胡同则因为集聚了同元祥、裕兴中、福生、启明和三聚源等十几家银号，被称为“银号街”。为这一地区的企业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逐渐进入中国，并催生中国本土的银行业，西河沿街先后出现盐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原证券交易所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并逐渐取代了票号、钱庄、银号、账局等旧式金融组织。北洋政府时期，全市金融机构有337家，前门大栅栏一带有142家，占全市金融机构的42%，奠定了大栅栏作为北京商业、金融业中心的地位。

大栅栏聚集众多戏曲班社、演戏茶园。200多年中，在此居住的各剧种、各行当的名角、乐师、编剧层出不穷。众多剧种融合发展，演变成后来成为国粹的剧种——京剧。大栅栏作为京剧发源地，见证这一剧种从诞生、发展到繁华全过程。

嘉庆四年（1800年）下旨“禁止内城开设戏院”，并把内城的戏院全部迁到外城，很多戏院就近迁至离内城最近的大栅栏，这一地区自此密集戏院。从清嘉庆年间至民国，这里云集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广和园、中和园、同乐园、文明园、开明戏院、第一舞台等著名戏院。当时享誉京城的“四大徽班”——“三庆班”、“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都在这些戏院演出，并寓居大栅栏的各条胡同，因此梨园界流传一句谚语：”人不离路、虎不离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

京剧诞生后，郝兰田、张胜奎、梅巧玲、刘赶三、余紫云、程长庚、徐小香、时小福、杨鸣玉、卢胜奎、朱莲芬、谭鑫培、杨月楼、梅兰芳、王瑶卿、陈德霖、余三胜等众多名角大腕都曾在大栅栏的胡同里居住，至今人们漫步在这些胡同中，还能随处发现很多保存完好的这些名人故居。其他从事戏曲的艺人、乐师、编剧等从业人员，散布在大栅栏的大小胡同中，数不胜数。晚清沈蓉圃曾绘制一幅闻名遐迩的名伶剧装写真画——《同光名伶十三绝》，成为京剧史的重要史籍，画中的所有名伶大多都住在大栅栏。

《辛丑条约》签订后，一些力图救亡存国的有识之士，提出各种思想启蒙主张，其中以报刊激发民众，开阔眼界、了解形势和增长新知为最好手段。大栅栏地区先后出现报馆40多处。其中，当时我国北方唯一的妇女报刊——《北京女报》，就在羊肉胡同（今耀武胡同）诞生，是由张展云母子创办。这份报纸曾引起慈禧太后重视，老佛爷每日必读《北京女报》。回族同胞丁宝臣在小马神庙（今培智胡同）创办我国回族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正宗爱国报》，在北京很有影响力。丁宝臣也因为捍卫民国、支持共和，成为被袁世凯杀害的第一位报人。

杨梅竹斜街因为与琉璃厂相邻而染上浓郁的文化色彩。民国时期，这条街成为出版业集中地，拥有正中、世界、开明、广益、大东、大众、中华、环球等众多知名书局。许多文化名人都曾与这里发生过密切关系。

大栅栏美食荟萃。《朝市丛载》中，就记载了煤市街的众多美食，如万兴居酱肉、致美斋熘鱼片、泰丰楼烩爪尖、百景楼烩肝肠、普云斋酱肘与酱鸡。据1910年统计，煤市街有著名饭庄15家，如致美斋、致美楼、悦宾楼、泰丰楼、同聚馆、天兴楼等饭庄，是京城饮食行业翘楚。

门框胡同是清代和民国时期誉满京城的小吃一条街，胡同里有“复顺斋酱牛肉”、“年糕王”、“豌豆宛”、“馅饼路”、“爆肚杨”、“褡裢火烧”、“德兴斋烧羊肉杂碎汤”等众多名小吃，饮食摊店一家挨一家，整条胡同小吃香味不断。那时候很多京剧名伶在周围的戏院唱完夜场，会到小吃摊吃小吃，京城里达官贵人、贩夫走卒都爱来这里听戏，到这里的小吃摊吃小吃，希望能有机会尽距离一睹名角风采。

解放前，大栅栏地区114条街巷中有各省、县级工商、文人会馆103处。当时文人会馆为士人的集结、交往提供理想公共场所。商业会馆为京城传统商业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从而形成大栅栏地区独特的会馆文化。

会馆文化的起源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密切相关。每次考试期间，大批举子从全国各地汇聚天子脚下，很多人到了京城后，需要自己想法解决食宿问题，而考试结束后，很多落榜举子会滞留京城继续寒窗苦读，以准备三年后再考。举子们的饮食住宿就成了个大问题，很多出身贫寒的举子负担不起这些费用，后来就有一些已经荣登仕途的同乡官员自发组织起来，号召在京的同乡官员、富商、乡绅和名仕共同出自，购买房产，作为同乡应试举子的暂时栖身之所，“会馆“自此诞生，如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

商业会馆则是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利益，排除行业内部竞争，抵制欺行霸市和权贵盘剥，同时也为从事转运贸易的商人提供驻足、存货、议事的场所，集资兴建“工商会馆”，如西河沿街浙江绍兴银号商人修建的“银号会馆”（又名“正乙祠”）。

旧时大栅栏为京城繁华喧嚣之地，各路人士汇集于此，妓院业也因此在这里蓬勃发展。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不得不向八国联军偿付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巨款，这对于早已沉屙难返的清政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为此朝廷向各个行业征收重税，甚至将妓院合法化，以增加税收。

当时开妓院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大栅栏地区以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等为核心，在多条胡同中聚集了众多一、二等清吟小班与茶室，并以“八大胡同”闻名京城。至1929年，大栅栏地区有妓院296家。“茶室文化”成为大栅栏地区的一个特殊历史文化现象。

旧时大栅栏的妓女大多数都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在痛苦中屈辱生活，但其中也有一些佼佼者，并不自甘沦落风尘，例如小凤仙、赛金花，都以其善良和忠义，各自演绎出一段义薄云天的历史传奇，成为载入史册的名妓和义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