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时代建筑”微信号

1.1 都市扩张下的社区规划（1945年-1968年）

1.1.1 都市扩张的重建命题

1945年，随着“战灾复兴都市计划”的实施，日本迎来了以都市扩张和重建为主题的都市计划“隆盛期”。新宿副都心、千里新城、多摩新城等陆续涌现。这一时期也产生了高山英华、西山卯三、浅田孝等一系列城市规划专家[1-2] 。

面对城市扩张课题，建筑师对都市现实情况开始了本土解析。丹下健三在“东京计划1960”中，提出了打破“向心放射型”的闭环结构，尝试超越东京湾向木更津方向延展的“线形平行型”的开放衍生结构。这也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新陈代谢运动对都市课题的本土思考[3-4]。

丹下健三的“东京计划1960”

1.1.2 社区的概念萌芽期——社区规划

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的社区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历时性的转变。1952年，“町内会”从具有行政辅助职能的社区管理组织，转变为以住民自治为特征的社区服务组织。此时的社区具有典型的地缘特质，强调地缘关系中的群体互助与发展[5-6]。

在都市扩张的进程中，社区的新需求也开始被纳入关注的视野。在西山卯三的香里住区规划项目中，加强了对城市生活基础设施配套的规划，特别是居民协会与社区配套建设的关联。这一时期，“社区规划”的导入，成了都市计划关切社区发展的主要手段。通过对社区基本配套的规划，满足社区发展的需求[7]。

西山卯三的香里住区规划

1.2 “都市复愈”下的社区营造（1968年-1995年）

1.2.1 “都市复愈”的治理命题

1968年前后，《新都市计划法》《公害对策基本法》《城市更新法》等法规的颁布，揭示了以往都市发展中对于文脉和环境的忽视。在都市发展的反思中，槇文彦、原广司、西村幸夫、阵内秀信、坂本一成等建筑师开启了“都市复愈”的研究与实践[8-9]。

在“都市复愈”的治理中，“原风景”成为超越景观概念，解读与诠释都市多重内涵的关键词。在阵内秀信的“江户东京研究”中，探讨了东京都市的历史深层结构与表层空间的关系，批判了以往都市建设对都市原有逻辑的破坏，强调基于自然、历史的可持续都市认知和对风貌的尊重[10-11]。

1.2.2 社区的辅助成长期——社区营造

1969年，日本国民生活审议会发表了《社区——在生活场所中的人性回归》的报告，成了社区政策的原点。日本全国范围内陆续推出的“社区推进计划”，促成了从社区规划到社区营造的转变。

社区成为了实现都市治理的重要载体。在西村幸夫关于小樽运河和横滨山手地区社区营造的研究中，摆脱了以往规划研究的宏观视野。新的社区营造引入了更为多元的参与主体，以自下而上的角度，认识挖掘社区的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多元价值，形成了更加多维度的都市关切[12]。

西村幸夫关于小樽的研究

1.3 都市收缩下的社区设计（1995年至今）

1.3.1 都市紧缩的社区持续命题

阪神大地震后，日本社会的少子高龄化问题逐渐突出。伴随着《社区营造三法》（「まちづくり3法」）、《地方分权一括法》等法规的颁布，日本都市发展迎来了缩小时代。超大都市开始收缩发展，地方都市也进入了地方分权的自治时代[13]。

针对这样的现象，山本理显、大野秀敏、藤村龙至等建筑师也开始探讨都市未来的方向。大野秀敏的“纤维城市”，通过对都市现有交通、土地、森林、山川等的线性梳理，描绘出一个动态的由部分到整体的都市紧缩空间战略，探讨缩小时代的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策略。

大野秀敏的“纤维城市”

1.3.2 社区的自我完善期——社区设计

新的都市结构变革以及地方都市的新视野，促成了从社区营造到社区设计的转变。社区设计在以往“环境”和“住民”营造的基础上，将社区视作具有独立系统的“社会”。社区设计强调的是对一个社区的“社会设计”，达到社区自我成长和完善的目的[14]。社区设计师山崎亮在海士町社区设计中，不强调硬件设施的设计，而以制定长远发展策略为目标，分为人、生活、环境、产业四个设计主题。在具体的24个提案中，也强调针对每个人的适用性和对未来变化的可塑性。

2.1 基于辅助成长的社区营造

2.1.1 社区营造的内涵解析

社区营造的日语叫“まちづくり”。“まち”是指既存的设施，而很少有新建的意思。它涵盖了建筑与道路等硬件设施，也包括历史文化等软件设施的保护与改善。在发挥住民自主，推进美好生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都市深度发展的过程中，社区营造是一个重要的审视视角[15]。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区营造成了都市计划的重要补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境营造和社会营造两个重要的领域，并涌现了一大批重要的实践者和理论家，为都市计划的发展转向提供了重要的支撑[16-17]。

2.1.2 社区营造的阶段分化

从1969年“社区”概念被第一次正式提出开始，日本自治省分别在1971年和1983年总共规划了230个“社区推进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以共同地域范围为基础、政府为主体、住民“职能分担”的“行政地域型社区营造”模式。而随着1980年地区计划制度的导入，住民参加被明确放进了都市计划策定，住民参加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住民在社区营造中的作用开始取代政府，构建了一套社区内部的解决机制和联系网络，发展出从“职能分担”到“责任分担”的“住民地域型社区营造”模式[18]。

2.2 风貌景致反思下的环境营造

2.2.1 日本都市的景观新解

20世纪70年代，如火如荼的市民运动围绕城市公害问题和历史景观破坏问题展开。以往大规模地域改造对城市风貌的破坏，对文脉的忽视开始得到更多关注[19]。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金泽市传统环境保存条例”（1968年）、“仓敷市传统美观保存条例”（1968年）的制定，日本全国开始出台历史景观保全条例。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时代对城市的无序开发，也引起了人们对于城市文脉肌理的关注与尊重。芦原义信、西村幸夫、原广司、坂本一成等都以不同角度探讨着都市景观新解[20]。

2.2.2 历史资源视野下的景观保护

从1966年的《古都历史风土保存特别措置法》到1975年的《文化财保护法更正》，历史景观的保存与开发成了都市关注热点。这一阶段，主要还是以精英阶级的视角来俯视都市的历史复兴。

冈山县仓敷市的街区保存复兴活动就在此时进行。仓敷市鹤形山南部以大原家为中心，沿仓敷川运河形成的传统聚落，保存了江户时代以来具有“土藏造”特色的特色民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历史环境整体保护为基础制定的“仓敷川畔美观地区计划”，不仅完好保存了传统聚落的历史风貌，同时也围绕聚落周边改造兴建了仓纺纪念馆、仓敷IVY广场、大原美术馆、仓敷国际酒店、仓敷市立美术馆等文化和商业设施。在保持历史聚落的同时，注入了城市发展的新鲜血液，达到了历史景观保护与开发的平衡，成了当时地方复兴的表率。而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的是大原总一郎财团和建筑师浦边阵太郎，他们以精英的思考引导了仓敷整个城市的发展路径，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特色[21-22]。

浦边阵太郎的仓敷市街区保存复兴

2.2.3 人文资源推动下的环境塑造

除都市的历史资源价值之外，“风土与建筑”也一直是都市思考的重要话题。20世纪80年代，针对街区和乡村所持有的文脉的“地缘景”，关注的是都市的文化与生活背景，强调尊重常住者人生的环境魅力。

长野县小布施町修景计划，是一个从1975年到2005年的街区改造项目。建筑师宫本忠长提出了“地域密切型”的设计思路。在对街区的地理、历史、人文的深刻理解下，不破坏土地的生活场景，试图达到行政者、商业者和生活者的利益共存。在市村次夫、市村良三等原住民坚持下，以北斋馆文化为契机，开始街区复兴改造。宫本忠长采取了从内向外的设计手法，从住居的再构筑、生活道的更新、新建建筑拆除到停车场和店铺的兴建，在保留生活的同时，重构街区联系[23]。与仓敷不同的是，修景计划是在协调五个不同地权者的情况下，逐渐协调修改的设计过程。它鼓励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这在后面为确保生活环境改善成立的“景观研究会”也可见一斑[24]。

宫本忠长的小布施町修景计划

2.3 社会文脉反思下的社会营造

2.3.1 迷走于都市的人文回归

都市的快速扩张，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生活环境的急剧改变。在服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家族社会生活模式，导致了地域共同体的解散。新的社会模式下，产生了核家族化和个人化的新特征，社区的归属意识和连带意识也出现了稀薄化问题。社区的研究和认识从以往的家族社会学转向了都市社会学。都市的人文回归，是弥补都市发展短板的重要途径，同时，与以往都市对人压倒性的影响不同，人文回归形成了对都市软硬件升级的反作用力[25-26]。

2.3.2 行政主导下的集团型社区营造

20世纪80年代，地区级别的即成市街地的计划策定条例开始陆续出现[27]。《东京都世田谷区社区营造条例》（1982年）是一个典型的行政主导型的社区营造案例。它以推进区长行政指定型的事业实施为目的。在整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建立协议会和助成制度，在预设计划内容的条件下，收集市民意见，从而确保整个决策和实施过程的正当性。政府色彩十分浓厚。

初期的这种模式，标志着行政上的“住民参加”概念的形成。这一时期的住民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关系，与其说是建立了住民与住民的联系，不如说重点在建立政府与住民联系的渠道。这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话构建，也体现了行政主导型社区营造的重点是协调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和矛盾。这种模式在发展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住民以“客人”的身份参与社区的营造。政府没有建立个体之间的联系，个人还是觉得与周边人群没有联系，只需要单线与政府对话就行，导致了一种人际关系冷漠的社会现象[28]。

2.3.3 住民主导下的网络型社区营造

与此同时，《关于神户市地区计划和社区营造协定的条例》（1981年）则探索了住民主导型社区营造的新方向。它结合日本初期的住民运动，在板宿、丸山、真野地区，通过“协议会”和“社区营造提案”的方式，直接反映住民意向的提案。在这样的背景下，住民组织的建设和具体设施的建设一样，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关注点之一[29]。

此外，都市中人与人的网络关系研究成为社区研究的关注点，也进一步说明地域社区的脱家族化和以个体单位为研究对象的新特点。东京世田谷区太子堂系列实验，林泰义、木下勇、浅海义治、中村昌彦等通过参与型公共空间设计来实现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他们在太子堂地区，更新了儿童游乐地图、公共公园等设施，以提升包含人和物的周边环境关系为目标，在住民自主参与和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反映个人关切、协调群体内部关系的过程主导型的公共空间营造[30]。

东京世田谷区太子堂系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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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文章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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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19年第1期 建筑师介入的乡村发展多元路径，许懋彦、弋念祖《从社区营造到社区设计:都市观视野下的日本社区设计发展观察》，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许懋彦，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弋念祖，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 博士研究生，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访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