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点题北晚》
夏日午后，在杨梅竹斜街68-70号的济安斋书店落座，打开电脑，点了一杯老板亲手熬制的酸梅汤，熊文又一次开始他对这条胡同的研究。
这位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每次到杨梅竹斜街，几乎都会来济安斋坐坐，这里有他喜欢的历史氛围，也有他架设的摄像头、埋藏的传感器。
作为大栅栏更新计划中的“领航员”，熊文尝试用科学的手段分析胡同，杨梅竹斜街就是他的样本。
他想知道，约1200户居民，以什么样的方式共享这条496米长的胡同，路权怎样分配？未来怎么改造？胡同的情绪如何变得更愉悦？
1919年就有学者研究胡同出行
“大栅栏领航员”是从2013年开始就加入到大栅栏更新计划中的一个长期项目，熊文2016年创立的“人本街道实验室”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观察胡同已经很久了。”熊文说，和摄影师、建筑师、画家以及普通百姓观察胡同的方式有所不同，他的观察更接近社会学。
“观察胡同里人的分布、构成和需求等等。”就在济安斋书店旁边，熊文的团队安装了热感探头和摄像头，埋设了电磁线圈和磁体，用以监控过往的人群。
这个看起来有些新潮的研究方式，却是脱胎于近100年前的北京大学学者，一位1919年的“领航员”。
“我看到一本书，叫《再会老北京》，是美国人迈克尔·麦尔写的，他来到北京，住在胡同里，每天和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一样生活、起居、上公厕。
”麦尔的书里提到了一篇1919年发表在《新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
“我把这篇文章找出来，看完之后，非常惊讶，因为它在近100年前就提出了很多如今我们城市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了20条意见。”
比如，鼓励多修电车节约市民时间，对小汽车编号公示，鼓励市民检举不文明驾驶行为等等。
“这些问题，经过近100年，有些我们已经处理的很好，比如公交出行。有些依然存在，比如小汽车。”
在1919年，刚进入中国不久的汽车，与行人、黄包车、马车等一起，在大栅栏这样的街道、在杨梅竹斜街这样的胡同交错穿行，让当时的北京城交通混乱不堪。
“写这篇文章的学者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当时的学者已经在关注出行、关注路权，现在的学者更加责无旁贷。”
在如今北京城的胡同里行走，汽车依然是最耀眼的焦点，即便是经常开车进入城区的老司机，也会因密布的胡同犯晕——哪条胡同能走，哪条不能走？“大家可能总觉得有些胡同不让进车，其实不是这样，除了有限的几个胡同，北京很多胡同都是不禁行的，只不过胡同太窄，又有车占道，你车开不进去。”
在观察东城区史家胡同时，熊文记录了有趣又无奈的一幕。
一个胖男孩从胡同里走出来，一共两三百米的距离，因为胡同里停着车，又有车经过，胖男孩跳了四五次芭蕾。
“他踮起脚、转身让车，就像跳芭蕾一样，累得满头是汗。”
杨梅竹斜街出行步行占7成
胖男孩的芭蕾，让熊文感触很深，
在史家胡同、杨梅竹斜街诞生的年代，当时的胡同设计者不可能考虑汽车的问题，而如今的改造却不能忽视汽车。
杨梅竹斜街东起煤市街，西到延寿街。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全图》中，标注为“杨媒斜街”。
据说这是因为清朝前期这条斜街居住着一位善于说媒的杨媒婆。清朝光绪年间，谐音并雅化为“杨梅竹斜街”。
杨梅竹斜街连接着大栅栏和琉璃厂这两大文保区，自然而然地从原先以原住民为主演变出越来越多的外来商业气息。
据记者粗略统计，在这条496米的胡同上，有艺术品专卖店家、餐馆、咖啡茶馆、宾馆、服饰专卖店、古玩字画店等等，约30家。
“在历史上，杨梅竹斜街就是一个文化名流聚集的地方。”
熊文介绍，这里的“青云阁”曾是清末民初重要的社交场所，鲁迅等“大咖”都曾光顾此地。
斜街上还曾有沈从文居住过的酉西会馆，以及多处名人故居。“那时候的热闹程度，跟现在比也不弱。”为了给出行方式研究提供客观数据，熊文和团队详细记录了经过杨梅竹斜街的人群。他将出行方式分为——步行、骑行、轻型车（包括汽车、三轮车）。
结果显示，最近一年，通过杨梅竹斜街的人群中，步行的有183.8万人——占总人数70.4%，骑行的有50.8万人——占总人数19.1%，轻型车为26.4万人——占总人数10.5%。
“很明显，这条胡同里，大量的人采用步行方式，按更精细的统计，开汽车的实际只占不到5%。”
在不宽的胡同里，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会优先占用三分之二的道路，行人就像“跳芭蕾的胖男孩”一样，肯定会避让小汽车。
除了行驶中的汽车，停在胡同里的汽车也会占用道路。一辆停着的汽车，能占用三分之一的道路。
在杨梅竹斜街，长期停靠的汽车大约有50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约20辆）属于本地居民。
“实际上这条胡同并没有施画任何车位，但有车的人，怕车开走了再回来没地方停，就很少挪车。还有一部分成了僵尸车。这些车，就挤占了胡同的路权。”
领航员如何让胡同微笑起来
不到5%的人开车，不到3%的本地居民无偿停车，却挤占了一条胡同1200户人家的路权。
在熊文看来，这显然是胡同资源急需改造的落点。
作为“领航员”，熊文希望找到最新的胡同管理方式。
在杨梅竹斜街这样的历史街区，硬件改造受到的掣肘会比较多，但对人的研究和管理，却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就以停车为例，我们把这条胡同看成一个小区。这条道路该不该设停车位、设多少、如何分配、价格杠杆怎么设置、给不给本地人优惠。这些都可以由胡同居民投票决定。而在北京的部分胡同，是谁厉害谁就有地方停车，个别居民甚至私装了地锁。”
熊文现在做的工作，是在观察人，“相当于一双眼睛的作用”。
“我们观察胡同，不仅是流量，还有情绪。胡同里有人笑，有人哭。我们知道那个‘跳芭蕾的胖男孩’已经快累哭了，因为要躲车。那么，路过胡同的人在笑，又是因为什么？”
在去年的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杨梅竹斜街59号院的两位归国设计师，在院门口竖了一块类似相框的白纸板，过往行人在这里驻足拍照。
“这块纸板，成本绝对不到100块钱，但是我们观察记录，靠近59号院的行人有四分之三都笑了。还有我们几年前留下的几把石凳，在胡同里也起到重要作用，成为老人们的社交场所。这些小设计，花费很少、改动很小，却对胡同的情绪影响显著。”
如何让人更愉悦，让胡同微笑起来，熊文有更多的想法。
他正在筹划将“领航员”的作用，从眼睛，再发展成耳朵和嘴巴。
熊文希望在杨梅竹斜街设置一个市民会客厅，更多的人走进来与更多“领航员”交换对胡同、对街区的意见。
“我们听取所有人的意见，不只是本地居民、游客，还可以是外国游客。有任何关于改造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交流。无论你来自中国还是世界哪条街道，你对哪条街道有特别的好感，都可以告诉我们。”
在充分的交流后，“领航员”可以吸收更多的意见，甚至可以到某条被反复提起的街道去考察，吸取成功经验。“我们很想了解什么样的街道愉悦感最高。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胡同是独特的街区形式，为什么胡同有意思，是因为这里有人与人的交往。如何让在这里生活的人、从这里走过的人，更愉悦，是我们‘领航员’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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