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中，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郇提出可以借鉴“益生菌”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首先找到某个地方成为可发展的示范点，使它成为益生菌并培育“益生菌”，使之带动周边房屋的更新改造，最终带动整个片区活力的更新，由点到线再全面地推进老城更新。这种城市更新方式建立在共同缔造的理念基础上，涵盖公众参与、完整社区和空间治理等具体内容，能够对政府、市场、社会、空间发展多种关系进行协调。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尚武则提出城市生态建设，他表示：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形成一种生态，变成生态系统才能循环。但社会生态系统跟自然的生态系统最大的差别是，社会生态系统不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这往往是城市最大的缺陷，一个城市发现有城市病，但自己治不了，甚至发现不了自己有病，因为生态问题不好调解。对于这种复杂问题的干预，规划其实是应该发挥作用的，如何统筹各类资源的配置，在不同的纬度上、系统上、空间上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有顶层设计。”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马良伟则对北京老城改造提出疏解、宜居和美学上的三个问题，并认为老城改造是否宜居的关键是厕所：

“厕所关系到一个人居住尊严的问题。厕所得入户，这对于北京老旧胡同的改造是一个技术上的难题，但厕所问题解决了，老城区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才算是解决了。”

论坛还分享了不同地区老旧城区改造的具体案例。来自北京清大建业设计研究院设计师胡洋现场分享了他们深入调研煤东社区后提出的改造方案，他认为：

“老旧城区的改造首先应该解决人房地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从社会空间培养以及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出发。从社会空间的培养角度讲，需建设一个社会空间平台，既有使用空间，又有功能引导作用，有点像城市客厅一样，能够相对较快形成人群和社会空间的联系和纽带作用。从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角度，在小胡同里则更适合“微更新”概念，也就是因户制宜，针对每个院落不同的产权结构、居民条件、建筑设施等复杂情况逐户开展更新计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宋晔皓则分享了自己在安徽偏远山村改造老房的经历，他认为：

“老城更新的规划一定要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改造项目应该充分发挥当地百姓自身的价值，所有者不参与、不投入，出来的成果就不会被珍惜，而由百姓自己参与创造出的空间环境会更适应当地自然延续下来的人文环境，这个环境能容纳和发挥当地百姓的创造价值，能保证整个地方的持续发展，这比生搬硬套做一个一时赚钱的项目要好得多。”

有着社会学与建筑学双重出身的清华大学副教授刘佳燕则认为：

“对城的改造不应该是孤立的，城的改造要与人的再造同步。她表示，很多城中村最大的问题是半城镇化，高速公路起来了，产业园区起来了，但是人的城镇化是滞后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单纯的公共空间的改造，而是以空间的改造推进社会的再组织，核心是人的提升。而老旧小区改造不光是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更需要优化北京社会空间环境，也就是解决社会空间不匹配的问题。”

景德镇著名陶溪川的规划师刘岩则分享了他锻造陶溪川的经历，作为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在他看来：

“遗产地城区改造的探索历程应该是顺势而为的事，因投资驱动刻意为之的一些精品项目往往会过度商业化，过度商业化会把整个区域的场景丰富性抹杀掉之后，变成了一致化的东西，这就没有了生命力。他们在进行遗产地保护的时候，考虑的是这个地方能不能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就业、给政府带来税收、带来社会公益性服务的东西，而不是短暂的繁荣和过度商业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