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六辈人，世代居住生活在大栅栏的胡同里。但随着城市发展，胡同正在不断消失，我对此感到很难过，并决定投身到保护传统的事业中。

2009年，我在廊房二条开了一家书店「正阳书店」。一开始周围邻居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开一家书店，因为根本不赚钱。

后来崇文区被东城区合并，宣武区被西城区合并，我当初收集的关于崇文、宣武二城的资料一下子有了历史价值，我的坚持逐渐开始得到回报。

经营这样的书店不像开餐馆那样赚钱。但我认为在这个地区，这种书店的存在是必要的。它本身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的高祖父崔师范，是晚清的翰林，是当时受人尊敬的内阁大臣。

我的曾祖父也是清朝的科举举人，负责为朝廷撰写碑文。

我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自己经营铁匠铺。新中国成立后，铁匠铺被公有化，合并进了国营企业，祖父成了股东之一。

我家原是大户人家，有不少祖传下来的物件。生活条件优越，几乎每周餐桌上都能吃到鱼，这种“奢侈”在上世纪70年代是很少见的。

1958年，位于大安澜营胡同的祖宅被国家收回之后，全家搬到了现在的甘井胡同11号。据1948年的户籍记录记载，大安澜营38号那处三进院的老宅确系我家祖宅无疑。

当时，几乎半条大安澜营胡同的房子都是我家的。家里有花田、佛堂、马棚、甚至石碑。邻居当时管我家叫“学士府”。

在自然灾害时期（1958-1960），我们靠祖父的薪水和变卖古董维持生计。有时卖一件古董换来的钱，可以支应好一段时间。

文革时期，家里很多古董都被“红卫兵”没收充公了。

当时家里有一个胶片录像机，拍的都是自家人在四合院的生活、去颐和园玩的短片。后来父亲担心这样的东西会招来麻烦，亲手把那些胶片都剪碎烧掉了。

当时那些古董确实都很有价值，但我觉得那几卷家庭录像更为宝贵，因为它记录的是个人记忆。比如一些随机拍摄的家人围坐吃面条的影像，现在看来弥足珍贵。

我家是当时少有的拥有相机的家庭，也是最早一批拥有汽车、电视机的家庭。记得那台相机是我叔父买回来的，他从同济大学毕业后，留洋学习，回国时带回很多西式文化。

北京的现代化建设应该注重古城以及古城墙的保护，新建筑应该放在旧城外建设。

我小时候总在胡同里转悠，感受每一条胡同的不同味道。可现在大部分胡同都被单调的高楼取代了。

经常有顾客或读者到我的店里，跟我聊起他们记忆里的胡同。我希望前门大栅栏这一片的城市建设能够以史为鉴，在开发的同时给予历史应有的尊重。

2012年8月于杨梅竹斜街